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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郭大人毕竟是有资历的官员，人家是明洪武十八年进士，之后十年内官自户科庶吉士升至北平左布政使（从二品）。深得朱元璋的赏识，能让老朱赏识，自是不容易，等他孙子朱允炆登基时，郭大人算是交上了好运，重用不说，还升了官儿加爵，可这位老兄不太喜欢朱允炆的柔弱，暗中没少与远在北京的朱棣眉来眼去，很快就在暗中归附燕王。及燕王“靖难”兵起，他率先投降，如此知趣的人，朱棣自是大喜，命他辅佐世子居守北平，又交上了好运。
朱家叔侄交战四载，郭大人负责军饷。成祖即帝位，任户部尚书，兼掌北平布政司。并授命筹建北京城。任行部尚书，统六部事。工役繁兴，奉职无废事，一时可谓是人人羡慕的大官。
等昔日的太子登基，郭大人当年辅佐有功，加封太子太师，赐致仕，好不羡慕，年前，原本户部尚书夏元吉因病去世，户部尚书一下子空了下来，朱瞻基登基不久，与户部看得极重，加上这两年需要的银子不少，若让一个年轻的上来，少不了要磨砺几年，方能将户部打理好，既如此还不如让户部进一个老的，郭大人当年就掌管户部，名声在外，朱瞻基便重新起用六十六岁的郭大人为户部尚书，并给以”免趋朝，赐钞二万贯”殊荣。郭大人倒也不含糊，六十六岁的老人为主上赏识之恩，抱病坐署办公，寒署不避，百事亲断，职益勤，管理钱谷以有才能著称，短短一年的功夫，就将户部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今年刚一开春，先是修筑边防，随后征讨蒙古，再就是疏通黄河，那点银子根本就不够用，六部官员谁也不信，跟着屁股后要钱，一日两日到也罢了，可十日、半个月这就让人受不了，郭大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眼看户部已打不开局面，干脆一咬牙，向朝廷提出增加商业税的主意。
郭大人年纪一大把，可没老糊涂，行这等大事之前，算是下足了本钱，他本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于历朝历代的商业税收最是清楚不过了，此番上奏朝廷，做到了有理有据，先以赵宋一朝为突破口，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指出宋代在商业上获得的好处。
如宋代货币财政收入之所以持续迅速地增加，主要是通过禁榷专卖收入特别是盐、酒课利的增加实现的。而且如果货币财政总收入以至道年间的2224万贯为基数100，则乾道末年的7000万贯就是增加了315％；而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就是比至道年间的770万贯增加了617％。禁榷专卖收入的增加速度比货币财政收入要快将近1倍，这是禁榷收入在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原因。”这些数字，他信手拈来，容不得旁人反驳，对财政之重要意义，不仅仅他再说，他还让人找出了谁谁的话儿，如“欧阳修说：‘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
宋贶说：‘国家岁用至广，两税之外，仰给于鹾茗者为多’。
宋高宗说：‘国家养兵，全在茶盐以助经费’。
陈从古说：‘国家利源，鹾茗居半’。孙梦观说：‘今日之急务，莫理财若也。生财之路穷，独倚办于楮、于盐耳’”，叶适更是说“舍茶盐则无以立国”。这不无说明，商业税在宋代的重要意义，为此，他上奏朝廷增加商业税，老大人慷慨激昂，但得了好处的君臣也不是傻子，不少人跳出来反对，直说这是祸国殃民之举，言官更是骂的不依不饶。
郭大人年轻的时候也是暴脾气之人，不过是随着年事渐高，才收敛了不少，被一干言官如疯狗一样咬着不放，这下彻底激怒了郭大人，年纪虽长，暴脾气还在，当即咬破手指写了一份奏折递了上去，奏折上说，臣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谋者？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故茶盐酒税、山泽杂产之利，尽归于官，尚犹日算岁计，恐其不足。民贪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今乃一为赎刑，以宽其禁，三军之食，于何取之？’。这一番破口大骂，才算让人看出了这位老尚书的火器，叫骂之声才小了些，不过这事儿还是阻力不小，诏令被驳回，‘卒不果行’让郭大人好生气恼，当即要挂冠而去。
虽说结果不甚理想，但皇帝也是个明白人，自家的情况，自己清楚，户部离不开这样的有经验的老官员去打理，所以除了安抚一番郭大人外，还做出了实质性的调整，如在京城一带先做个试点，若果真如赵宋王朝一般，再大面积实施，这个结果倒也不是不能让人接受，尤其是郭大人深知，以陛下眼下，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也只好答应了，在京城之地，开始提高商业税收，说是提高税收，但一来，百官反对，二来这是违背祖宗之法，所以不敢贸然提高太多，只是在十五去一的税收改为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可以说，这样的税收在京城那些大户来说，并不算太高，京城的商户也只是骂了几声，此事也就这么下去了。
这份邸报字数不多，但杨峥从他的背后，看出的信息却不少，首先一点，大明经过洪武、永乐一朝后，商业已渐渐壮大，甚至民间的商业已有取代官家之势，这一点从诸多的数字可以看出，如瓷器上，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也开始慢慢放松了。
丝织官手工业，每年5。6万匹的造解任务，并不是很大的，北宋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和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并且这个造解任务(指明代每年5。6万匹)并未完成，有时完成不到一半。……等等，这无疑在告诉他，在这个商业逐渐兴盛的时代，堂堂的大明王朝，竟没有从这巨大肥肉之中，获取半分的好处，国家随着商业日益繁荣，竟是愈发贫穷的可悲局面，不免让人奇怪。
第二点，从年轻皇帝最近一系列的举动上看，这位年轻的皇帝显然是从中看出了好处，只是在他这个位置上，一旦设计商业，免不了被鼠目寸光的老学究，尤其是那些言官骂做祸国殃民的罪证，他虽是皇帝，但这个罪名太大，也不是他能背得起的，再者，这些商家的背后，有那些人撑腰，他不是不知道，说到底这天下是他朱家的不假，可也是天下官员的，他不过是这些官儿中最大的罢了，如果为了这点利益，伤了官员的心，与朝政反而大大不利，所以这事儿只是一步一步的来，在一个合适时机下，慢慢的展开。
第三点杨峥看得最明显，也是最仔细，便是对祖宗规矩的打破，按照这份邸报上来看，商业在朱元璋时就已定下了调子，这位农家出身的皇帝，于商业没什么好感，定下“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
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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