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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非但如此，他们以自身利益出发，百般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所以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对于明王朝的灭亡，他们比太监说犯的罪责更大，这话儿未免有些夸大，但也不能否认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反而将朝局推到了更恶劣的境地，李自成打到北京时，叫大臣来上朝，没一个肯来的。崇祯曾六下罪己诏，但他临终的遗言却是“诸臣误朕也。”罪了六次己，最终得出的感悟是：错都在你们，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
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大明江山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以及善于把握动荡时局的“能人”来独当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一举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天启皇帝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时，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他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从这个层面上看文人未必就比太监治国强多好，之所以太监被后人口诛笔伐说到底是书写天下的笔法在文人手里罢了，基于这个认识，杨峥才觉得在权利面前简单的以太监与文人来区分就太过简单的话了，一来人皆有私心，文人也例外，纵观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把握权势，利用权势，造福天下百姓的无非是心系天下而已，但从这一点上看太监的表现其实并不差，文官有诸葛亮，有刘伯温，有张居正，太监同样有蔡伦，有高力士，有郑和丰功伟绩一点都不比文人少，看明白了这一点，杨峥再回过头来看王振与这份奏章的批复可以说是用到了好处，从日后的局面上看，倭寇毫无疑问是大明一大隐患，对这种生性残忍的敌人，最有力的手段，无非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痛击的机会，打到他们怕，畏惧为止，王振能认识这一点，不管他目的如何，但从杨峥内心而言，他是对王振有几分好感的，随着大明海防的松弛，商品贸易的展开，势必会吸引更多的商客，既走不到和平的路子，那么掠夺就成了最佳的手段了，而朝廷的海防既已松弛，加上朝廷不愿意也无能力，去规范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结成海商集团，而不同集团为了垄断利益又发展武装、互相火并的局面。这些人既然已经拥有了武力，而朝廷海防又脆弱不堪，那么劫掠沿海地区就是顺手而为的事情了。所以在东南沿海一带，你若是留心点，就能看到很荒唐的一幕，每次倭寇来袭的时候，沿海军民与之作战时，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一言就断出了倭寇在东南沿海猖狂的根本原因，这种遇见朝廷的那些官儿不是看不到，但他们选择了沉默，无他为利益说驱使而已，大明的科场看起来是公平，公正的，但谈起读书，北方终究是不如南方，若不是仁宗早早就定下了比例，以马大人之才，未必能高中状元，而且是北方第一个状元，科举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了，朝廷有一半以上的官儿来自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屏障的无非是海上贸易，这也是为何杨峥在开海禁，兴市舶司的时候，朝廷的阻力最小，而提到郑和下西洋的时，阻力却大多来自江南，无非是下西洋与江南而言并无多大的好处，而海禁关乎着东南沿海与诸国的贸易，这个根源上的结果，导致了东南沿海的倭寇屡次驱逐不了，就在昨日，他还听说，朝廷不少言官对王振插手这事儿大感不满，纷纷上了奏章弹劾，大意是“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声势还不小，据说当时小皇帝吓得以为天下大乱了，差点没答应这事儿，亏得人家王公公顶住了压力，执意朝廷加强海防这事儿才得以顺利告终，而针对王公公对东南沿海采取的种种武力措施，朝廷还有不少官员认为是小题大做，甚至说出了坏祖宗之法的调子，所以不少官儿认为，东南沿海的倭寇猖獗是因大明海禁的限制太多了，建议朝廷将东南沿海一带的禁令再放宽松些，对于这些简单的将倭寇和海禁进行单线的联系，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历史解释。说到底，没有巩固的海防作为前提，无论开禁还是严禁，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治倭政策。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海上秩序的破坏，从洪武开始，明朝就一直让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甚至对绵延两百年的对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寥寥，实在令人吃惊。但通过历史真相的背后，仔细去是探究，形成这种结果，不外乎明成祖打造了海洋局面，后面的继承者并没有很好的延续下去，甚至大面积的破坏殆尽，带来反噬的结果，后继的帝王因能力，国力，甚至是见识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放弃或者固步自封的选择性的丢掉了维持海上秩序的责任，从而导致永乐一朝打造了海洋秩序被无数的倭寇，以及沿海一带的海盗打破，宣德年郑和下西洋、上北海激励了民间冒险者的出现，沿海大量优秀有名望的民间水手无法通过如明初张郑易等行动统合转化为官方力量，杂乱无章只能沦为海盗。大航海时代海洋对国力的影响《论南洋事宜书》：“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窍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正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说：“武帝乘其实而为民利，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害乎？”郡县安南后朱棣郑和采取以海养海的政策致“贫民致富”、“国用充足”余钱更可反哺国库。所以朱棣才会说“安南黎贼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清。”并一再强调黑龙江流域是“锁钥之地”。在永乐大帝死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然而郑和却掷地有声、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了这样一番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言官以海禁为由，指责王振剿倭寇之举未必都是出自私心，但这种稳而不实的法子并没有获得他的认同，况且大明文官系统的执行能力，有时候其实挺让人无语的，反而是王振，简简单单对于字“杀”虽不好听，但对于东南沿海的倭寇确实最为行之有效的法子。
据他掌握的消息看，为了剿灭这次的匪患，王公公破天荒的大方了一回，苦口婆心的说服了户部尚书从国库里拨了二十万两银子作为剿灭东南沿海的军饷，非但如此，一向对王振言听计从的小皇帝也从内库里拨出了十万两白银，整整三十万两可谓是大明第一大手笔，一时之间朝廷上下为动容，库银通过东厂的番子，当日便运送到东南沿海，王公公对这事儿十分在意，非但下了钱财一分不少送到东南沿海将士的手中，还派出了自己的亲信曹吉祥押送这批饷银，几番大动作下来，让不少有意见的言官也闭了嘴。
“这么大的手笔，不闭嘴才是怪事。”杨峥自言自语了声，随手将奏章放下了，拿起了第二本，如果说第一本奏章是王公公彰显自己大手笔的话，那么第二本彰显的无疑是王振的野心了。
经过仁宣先后两代帝王的努力，到正统年大明绝对算得上是盛世，这种盛世繁华从杨峥着手凑成了瓦刺的互市后，彻底达到了鼎盛，但再鼎盛的朝廷，内忧外患总少不了，麓川就是悬在大明头顶上挥之不去的外忧了，这个不断归顺，又不断反叛的王国，宛如一张狗皮膏药贴在了大明身上成了大明上下挥之不去的噩梦，无论是明太祖多次赏赐，甚至帮着平定了国内的战乱，还是登基后的永乐仗着国力强盛，趁着麓川势力渐衰，各地泰族头人纷纷脱麓川自立的势头，分割出木邦、孟养、孟定、大侯、南甸五土州府和潞江）、湾甸）、孟连、者乐甸五长官司，使其辖地仅剩勐卯、陇川等地，这个不断走向强大的朝廷，似乎从未想过感恩，没想过放弃，一直致力于恢复祖上的荣光，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他们终于有了足够的实力，开始不断的挑战着大明的权威，但他们太过高看了自己，太过低估了大明统治者的决心，面对外敌他们从未手软过。